清晨六点的苏黎世，窗外雪压着教堂的尖塔，杜若兰穿着病号服坐在病床边，床头放着她刚签好的安乐同意书。三个小时前，她把那栋别墅的六百二十万分成三笔汇到了同一个账户，附言只写了三个字：给文浩。正当她准备面对下一步时，护士推门进来，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说这是从她国内的病历袋里翻出来，"您得先看看"。
纸条只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，像孩子写的。杜若兰接过来，目光定格在那几个字上，手指攥紧纸边，眼泪一下涌了出来。
回到卖房那天，她在二楼书房看着中介把"已售"红牌插进花园里。房子终于卖了，买家全款，两天办妥过户。她把抽屉里十年前签好的离婚协议拿出来——董兆明的签名有日期，她的却空着。她在日期栏填下今天，然后把纸锁回去。钟敲了九下，她点开通讯录里写着"儿子"的那一栏，看了三秒又合上。收拾行李时，登机箱里只塞了几件换洗、止痛药和一叠贴着"胰腺癌晚期"的病历。三年前医生的结论是"大概还有半年"，可她熬过了三年，不是幸运，而是一直在忍。
门口传来钥匙声，董兆明回家，手里拎着苹果，动作轻得像是在怕惊动什么。十年前他承认跟学生有染时还是黑发，他跪下认错，她没有争辩，之后的十年里两人形同陌路：同床不同欢，同屋不同心。他们把生活演得体面给外人看，实则被一条无形的河隔开。临行前，她对他说一句把客厅的君子兰搬去晒晒阳光，他只是应了声"行"。他身上有了烟味，是以前没有的。
电梯里，她看着儿子的微信头像——一张三年未换的黑白风景。聊天记录停在三年前，她最后一条说"妈妈最近身体还行，你不用担心"，对方已开启好友验证。她把手机摁灭。出门时门卫老张嘱咐路上小心，她望了眼住了十六年的房子，阳台上的君子兰叶子仍绿得精神，然后上了去机场的出租车。车刚发动，手机收到了银行短信：尾号3027的账户已成功转账620万元，收款人是董文浩。她看了很久，最后把短信删了。
现在，躺在异国的病床上，护士把那张从国内病历里掏出的纸递到她手里。字迹幼稚却直抵心底：妈妈，别走。读完那行字，杜若兰再也抑制不住，眼泪顺着脸颊滑落。眼前的瑞士雪景和桌上的同意书都变得模糊，许多年被她压在心底的东西，在这一秒都回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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